11月19日晚，央行宣布再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這距上次宣布上調準備金率僅9天之隔，其頻率在歷史上也屬罕見。這自然成了輿論關注的焦點，相較之下，當天下午香港特別行政區(qū)政府宣布開征特別印花稅以打擊樓市炒賣的消息，就很少有人關注了。

    此次存款準備金率上調是年內的第五次，再加此前差額準備金率的實施，現(xiàn)在，部分金融機構的準備金率已高達18.5%甚至19%，成為自1987年公布該數(shù)據(jù)以來的最高水平。不過，市場幾乎一致地認為，存款準備金率仍有上調空間，而對于是否應該繼續(xù)加息，則存在明顯的意見分歧。

    在準備金率接連上調的背后，是我國居民消費價格漲幅的連創(chuàng)新高。據(jù)國家統(tǒng)計局11月11日公布的10月份國民經(jīng)濟主要指標數(shù)據(jù)顯示，我國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4.4%，漲幅創(chuàng)25個月來新高，其中食品價格上漲10.1%。

    另據(jù)商務部數(shù)據(jù)，11 月上旬，36個大中城市18 種主要蔬菜平均批發(fā)價格達3.9 元/公斤，比年初上漲11.3%，比去年同期上漲62.4%。蔬菜價格的漲幅超過了CPI 項下的所有分類。持續(xù)上漲的鮮菜、鮮果價格成為推動CPI 上漲的重要原因。

    蔬菜價格上漲，主要源自于成本的推動。農村勞動力緊缺導致勞動力成本上漲，再加農資成本和運輸成本上漲，是推動此輪蔬菜價格上漲的主因。而農資成本和運輸成本上漲，又與發(fā)達經(jīng)濟體量化寬松導致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所造成的國際輸入性通脹密切相關。

    從通脹形成機理來看，本輪通脹并非單純的需求拉動型，而是成本推動型、外部輸入型和需求拉動型的混合型通脹。防治混合型通脹，就不能僅指望貨幣政策。貨幣政策對付通貨膨脹，無非是實行從緊的措施，或價格型的加息，或數(shù)量型的提高準備金率等。但不論是加息還是提高準備金率，在當前都有很大的局限性。

    首先，加息抑制通貨膨脹，隱含著兩個假設前提：一是一個經(jīng)濟體的基礎貨幣不變，二是加息能改變通脹預期。而這兩個假設前提，今天可說都不存在。

    在量化寬松背景下，由于息差的存在，加息會進一步吸引海外資金流入，進而通過外匯占款方式影響到我國基礎貨幣的投放。而在現(xiàn)行國際貨幣體系和我國現(xiàn)行匯率制度安排下，美國的流動性就是我們的流動性，寄希望于加息而改變市場的通脹預期，很難取得理想的效果。

    在居民存款因通脹預期而出現(xiàn)大搬家的情況下，央行雖仍有可能選擇加息，但加息顯然不是當前首選的政策工具。為此，當前有許多人視數(shù)量型的政策工具——存款準備金率的上調，為央行行長周小川所說的應對海外熱錢的“池子”。

    但是，存款準備金率的上調，除央行需付出一定的成本外，在當前更有著其固有的局限性。那就是在量化寬松的背景下，一味地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對國內經(jīng)濟結構調整非常不利，往極端里說，甚至有可能造成外資“獨步天下”的后果。

    中國經(jīng)濟素有“打工經(jīng)濟”之稱。我國的GDP有很大一塊來自于在中國的外資企業(yè)，外資企業(yè)又是中國出口的主力軍，而零件加工貿易又是其主旋律。在這種背景下，外資企業(yè)完全可以做到神不知鬼不覺地將“熱錢”搬進搬出。

    因此，單純地將提高準備金率作為應對熱錢的“池子”，最終的結果，有可能是內資企業(yè)都被緊縮死了，而外資企業(yè)卻依然有源源不斷的海外資金來源。存款準備金率的“池子”，顯然裝不下所有的熱錢。那么，對“池子”之外的熱錢，又該怎么辦？

    熱錢為獲利而來，樓市股市往往是其投資的首選。而樓市又有著實體經(jīng)濟與虛擬經(jīng)濟的紐帶作用。要截斷熱錢泛濫到實體經(jīng)濟，就必須阻擊沖擊樓市的熱錢。而對付過度的投機活動，理論和實踐證明，往過熱的市場車輪下擲“沙子”的“托賓稅”是首選。香港的特別印花稅，就是特殊的托賓稅。

    應對海外熱錢，不光需要準備金率這個“池子”，還需要樓市的“沙子”。香港特別印花稅的開征和內地準備金率的同日宣布提高，應該不只是一種簡單的巧合。

（來源：搜狐財經(jīng)博客 作者：章林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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