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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不休的全球經濟失衡問題，有了首個一攬子客觀衡量指標。
2月19日，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在巴黎達成共識，宣布用公共債務和財政赤字、私人儲蓄率和私人債務等指標度量成員國國內經濟平衡問題，并同時監(jiān)控“由貿易余額與投資收入凈流動和轉移組成的外部失衡”。
之所以從內外兩部分來度量全球失衡，是因為“內部經濟失衡的溢出效應往往會導致外部經濟失衡，管好國內經濟政策，才能更好防范外部失衡”。加拿大G20研究中心、多倫多大學的世界經濟研究者薩拉·埃利絲(Sarah Ellis)對《財經》記者說。
但纏繞著失衡問題的爭議聲不會很快散去。巴黎的會議充滿了分歧，G20最終沒有把利率、匯率等手段納入一攬子指標中，僅表示將“酌情考慮匯率、財政、貨幣和其他政策”。
此外，巴黎達成的共識也只是在技術化應對失衡問題的道路上走出了第一步。各經濟體接下來將為上述經濟指標制定“指示性方針”。
指標詳解
在公共債務和財政赤字問題上，世界迄今沒有一個統(tǒng)一的標準。僅有的一個地區(qū)標準是歐盟的規(guī)定：成員國財政赤字的GDP占比不得超過3%，公共債務的GDP占比上限則是60%。但是金融危機打擊下，不少歐盟國家超出這兩條警戒線。
薩拉·埃利絲預測，G20的財政赤字指標可能在3%－5%間尋求一個中間數(shù)，這樣的指標設定“有助于制約擴張性財政政策，并規(guī)避后續(xù)風險”。
玫瑰石顧問公司董事謝國忠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的預測則為5%。
就公共債務標準而言，G20恐怕難以簡單照抄歐盟的標準。目前美國、英國公共債務的GDP占比都接近100%，而日本的這個數(shù)字已超過200%。謝國忠認為，公共債務上限應該不能超過本國GDP的100%。
將私人部門債務和私人儲蓄率列入一攬子指標，主要是因為歐美等經濟體在這兩方面的糟糕表現(xiàn)已經極大地拖累了其經濟復蘇。在流動性充足的情況下，貸款欲望依然不足，內需也難以提振。當愛爾蘭等國政府因銀行壞賬介入時，私人債務又變成由政府擔保的公共債務，如果政府對所擔保的私人債務進行償付，將會加劇財政赤字。
就未來的私人儲蓄率標準而言，謝國忠認為，“發(fā)達國家私人儲蓄率應該不高于其GDP的5%，而發(fā)展中國家，因為投資、發(fā)展的需要，私人儲蓄率占GDP的20%都不算高�！�
此外，針對由貿易賬戶、凈投資收益與轉移賬戶等三個項目來衡量外部平衡問題，中國現(xiàn)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茂榮對《財經》記者表示，拆成三項，要求每一項都能維持平衡，能更真實地反映一個國家的國際收支狀況。比如，日本較大的貿易順差并非主要來自出口，而是主要來自對外投資收益。
就貿易余額的GDP占比標準而言，謝國忠表示，小經濟體的上限設在10%，大經濟體設在5%比較合適。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指標如何精確化，依據現(xiàn)有共識，這些指標也都只是“非約束性的”，只在協(xié)調各國經濟政策、降低全球失衡水平上起指導性作用。但一攬子衡量指標的出臺，還是會給G20所有成員國帶去調整壓力。
不少分析人士認為，這將推動中國調整自身經濟結構的步伐。中國商務部研究員梅新育分析說，“中國貿易順差較大，國內私人儲蓄率被普遍視為過高，外部要求中國調整的壓力較大。而現(xiàn)在調整的路數(shù)就是激勵國內消費擴大以降低儲蓄率，擴大進口以降低貿易順差�！�
謝國忠表示，“中國經濟結構要做調整，總的來說要鼓勵消費，當前要做兩件事情，一是調低個人所得稅，二是房價要降下來，否則打壓中產階級的消費。消費一旦拉動起來，中國就不會被動�！�
對美歐日等發(fā)達經濟體而言，遵循標準也非易事。這些國家普遍面對宏觀經濟不景氣、內需乏力、投資不振的窘境，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等指標目前都難稱健康，屆時難免越過標準警戒線。而一旦動手緊縮財政，削減開支，則又可能會陷入國內政治困境。去年10月間，法國推出了延長退休年齡等一系列緊縮政策，立刻就在國內引發(fā)了200多萬人參加的大罷工。
“發(fā)達國家的主要困難在于調整其寅吃卯糧的經濟增長模式和消費模式，這種調整會降低民眾眼前福利�！泵沸掠u價說，“在西式民主政治下，反對黨會充分利用民眾的短視和自私心態(tài)在政治上掣肘�！�
他繼而表示，一旦發(fā)達國家緊縮過度，又會沖擊依賴出口的發(fā)展中國家，給全球經濟平衡帶去不利影響。
匯率、貨幣博弈
“一攬子衡量指標取得共識的過程不易，各方存在一定利益沖突，但最終達成妥協(xié)，一定程度上顯示了20國對國際經濟合作的認同�！� 法國經濟、財政和工業(yè)部長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會后舉行的新聞發(fā)布會上坦言。
匯率是此次爭鋒的焦點之一。中國明確反對將其列入一攬子失衡指標。中國財政部長謝旭人表示，中國認為使用實際匯率作為衡量貿易失衡的指標并不恰當，新興市場為了應付金融危機和經濟突發(fā)動蕩，有必要做適當儲備。中國的訴求客觀上也契合美國的愿望，美聯(lián)儲一意推行量化寬松政策，使美元大幅貶值，飽受各國詬病。巴黎會后公告最后的表述是“酌情”考慮匯率問題。
《華爾街日報》援引一位G20官員的話說，根據這種措辭，法國可以說匯率是一個指標，中國則可以說其實不是。
不過，謝國忠表示，不排除匯率在未來成為衡量指標的可能，但這有待各國認識的調整。他強調，失衡指標建立在所有國家的一致同意之上。
貨幣政策此次也被排除在了失衡指標之外，僅被會議公告“酌情考慮”。作為今年G20的主席國，法國似乎想用一個獨立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來應對這個問題。
法國總統(tǒng)薩科齊呼吁：建立非單一資產作為儲備資產，擴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特別提款權(SDR)的貨幣籃，吸納人民幣進入其中。
“薩科齊的改革設想繞開了國際貨幣體系里的特里芬難題(任何一個國家的貨幣如果充當國際貨幣，一方面必然要通過國際收支逆差，滿足貨幣需求，這導致該貨幣貶值；另一方面，作為國際貨幣又要求幣值穩(wěn)定，不能持續(xù)逆差。——編者注)，使得這一想法成為可行。”中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對《財經》記者說。
改革的最理想途徑是建立超主權貨幣，但這不太現(xiàn)實，“一個可行辦法是儲備貨幣的多元化，在由歐元、美元、日元、英鎊四種貨幣組成的SDR貨幣籃中引入更多新興經濟體的貨幣�！� 曹遠征分析說，“擴大SDR雖然是不太完善的改革，但這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啟動�！�
梅新育認為，人民幣納入SDR只是時間問題，其速度取決于人民幣國際化和中國擴大資本賬戶開放度的速度。
但謝國忠則認為：“SDR不是真實可以操作的貨幣，而是虛擬貨幣，因此這一建議不可行。” IMF總裁特別顧問朱民則對媒體表示，人民幣作為新興經濟國家還不可自由兌換的貨幣，加入SDR史無前例，需要制定專門規(guī)則，這將是個漸進的過程，很難給出時間表。
目前，薩科齊正在籌劃多場匯率研討會，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記者從法國駐華大使館了解到，法國考慮于今年3月底在中國舉辦第一場相關討論。
中國經濟政策(倫敦)研究中心、第一中國投資的首席經濟學家泰勒(Michael Taylor)對《財經》記者說，薩科齊之所以重視并尋求中國的支持，是因為中國當前的經濟實力、政治影響力已非往日可比。中國擁有大量外匯儲備，有實力和底牌在匯率問題上為維護自身利益做出自主決定，而不會被任何國家意見左右。（來源：財經雜志） |
